当前互联网条件下,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能力成为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基本功。然而,决定舆情处置水平的首要因素并不是操作层面的“术”,而是党性与政绩观层面的“道”,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具有科学的舆情观。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之所以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正是因为舆论是探察人心的“晴雨表”。虽然它以言论的形式存在,但真正需要引导的并不仅是言论本身,而是其背后所反映出的群众的价值立场、情感情绪,即民心。这就决定了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本质上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舆情处置并非就舆情处理舆情,而是通过处置舆情,更好地了解民意、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赢得民心。领导干部不能简单认为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工作只是宣传部门或者媒体的事情,或者仅仅把舆情当作要灭的“火”和需要应付的“麻烦事”,而是应当善于引导舆论,进一步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妥善处置舆情,让舆论成为实际工作的进军号、助推器。
当然,舆论本身就是多种信息的交集、多种声音的交汇、多种观念的交流,也是正谬、是非的交锋。社会生活有具体的事情,又有整体的面貌。微观组成宏观,但宏观不简单等于微观相加。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舆情多发频发,网上网下、事实与情绪、个体事件与社会热点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现实中,因舆情处置失当,导致舆论失焦、矛盾扩大、危机升级,进而使工作陷入被动的情况不在少数。舆情处置能力其实是一种执政能力,舆情观反映政绩观,需要正确认识民心、舆论与舆情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的主流是发展进步,基本面是正面的事物,是积极的因素,事业向前、人心向善,社会舆论总体积极向上。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许多热点难点问题,社会上还有不少丑恶现象,人民群众也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人民群众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党和政府工作、反映意见呼声,有利于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促进问题解决,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舆论场这些年的变迁表明,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共识,但这并不代表公众在每一个具体的舆情事件中不会产生情感波动,或出现负面情绪。特别在互联网条件下,舆论传播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媒体泛化、受众分化、声音杂化,算法会在极短时间内将一些负面情绪放大和聚集,相当多的舆情是在平台算法与流量机制的推动引导下,群众瞬间集聚的某种情绪、态度和意见的表达。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千变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千头万绪,群众诉求愈发多元,有舆情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态度诚恳、妥善处置、改进工作。然而,面对舆情,有的领导干部装聋作哑、畏首畏尾、“甩锅”应对;有的把舆情处置简单等同于危机公关,只想着“删帖”、“删稿”,却不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的在处置舆情时态度冷漠、避重就轻,或是表态很美好、兑现遥遥无期,甚至只管网上声音、不处理网下问题,这些都是政绩观扭曲错位的表现。
做好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干部应破除“官本位”思想,本着为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正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把每一次舆情处置都看作是一次与群众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机会,力争在一次舆情处置中同时实现三个层面的目标:第一层是以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处置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同与信任,从而赢得民心;第二层是从纷繁复杂的舆情中辨识出能够代表民意的真正的舆论,回应舆论场中合理的利益关切,起到解疑释惑、沟通民意的作用;第三层则是要能够精准巧妙地化解舆情,绝不给各种别有用心的炒作者留下舆情发酵甚至转化为线下行动的空间。在每一次舆情处置中,领导干部应以极大的耐心做好新闻发布、政策阐释、真相传递、解疑释惑等工作,将人民群众暂时的负面情绪疏导和化解掉,引导他们回归理性常态,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舆情发生在一时,但处理舆情的基础在平时,关键在于赢得群众信任。
在现实中,有些专业领域知识门槛较高,群众不太了解情况,很容易被一些错误或似是而非的观念带偏,这就需要做好细致耐心、通俗易懂的解释工作。比如,发展核能是否安全、一些化工项目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落地是否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等等。有的舆情是多年未能解决的老问题的集中爆发,需要各级政府在舆情研判上未雨绸缪,多做“治未病”的工作,用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2345接诉即办、舆情监测等机制,及时了解社会心理,化解潜在矛盾,将舆情解决在无形之中。有的舆情产生是由于政府新政策出台,群众对这些新政策不熟悉、不理解或不习惯,从而议论纷纷甚至有所抱怨,这就需要政府不断改善新闻发布制度,将新闻发布工作从单纯的信息发布提升为“信息+信心”的双重发布,做好政策的预热、发布、解读和回应工作,以信息发布引导公众预期,在民意与政策的双向互动中实现政策红利最大化。
这些润物无声的工作可能无法看到一时的效果,更难以辨别出是谁的政绩,却能够起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作用,成为化解舆情最好的“缓释胶囊”。现实中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为了实现改革目标,需要在复杂格局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如果不改可能暂时风平浪静,改了反而容易招致群众一时的不理解,甚至引发舆情。领导干部绝不能存在“击鼓传花”式的侥幸心理,满足于只要风险不发生在自己任期内就可以,而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和担当精神,算大账、算长远账,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不计较个人功名,始终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舆情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情民意的反映,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是处置好各种舆情的根本前提。领导干部应当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抓好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项事业,同时充分发挥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多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真实的想法,解决群众真实的困难。舆情发生之后,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依规处置好事情本身,及时准确地向群众传递事实真相,回应群众关切,疏导好公众情绪,做好“事情+感情”的双重处置,展现出主动解决问题的良好形象。互联网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他们对所有问题不可能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领导干部应当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及时吸纳,对困难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真正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
舆情处置既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又要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以是否解决问题、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最终衡量标准。有的地方部门在舆情处置中从狭隘的部门利益出发,在信息发布中口径不一,甚至相互推诿扯皮,最后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整体公信力;有的地方媒体账号为了博眼球、挣流量,对本地负面消息保持沉默,却热衷于曝光炒作其他地区的负面消息;有的在宣传本地区发展成就与政绩时夸大其词,引起群众反感;等等。这些都是缺乏全局观念的表现,不是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考虑问题,而是片面考虑个人政绩或某个地区、单位的局部利益。全局观还体现在正确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舆论场的关系。当前,一些境外势力利用性别、环保与动物保护等议题试图在国内舆论场制造冲突、挑动对立,炒作热点舆情。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全局观,将每一次舆情处置视为与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争夺人心、最大限度团结和争取群众的机会,以系统观念妥善处置各种舆情。同时,应进一步增强国际视野和政治敏锐性,熟悉了解国际局势与国内外社会思潮动向、舆论斗争的新技术新手段等,做到知己知彼,更加科学精准地处置舆情。
目前,慈善统计制度建设主要面临五大制约因素:顶层立法缺位与政策供给分散,法律体系滞后;统计对象、内容与标尺缺失,操作规范模糊;部门条块分割与协同不畅,体制运行阻滞;专业力量薄弱与数字转型迟缓,基层能力弱化;宣传教育缺位以及文化惯习与信任缺失,社会支撑乏力。本文建议,通过加快法规创设、完善实施规则、优化管理体制、强化基层能力以及开展社会建设等多项举措,系统推进我国慈善统计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本文转自《社会保障评论》2026年第1期,原标题为:中国现代慈善统计制度建设研究论纲。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冉。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开创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新局面,对公益慈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统计工作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为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提供关键支撑。作为一项政府统计,以捐赠资源统计为核心的慈善统计工作,在政策科学制定、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及行业有效监管等方面作用凸显,是推动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制度建设,强调要“创新我国慈善事业制度”“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遵循这一根本指引,建立健全慈善统计制度,无疑是新时期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制度创新与落实规范管理要求的关键抓手。2023年修正后的慈善法强调“国家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和发布制度”,表明慈善统计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当前,国家和地方层面在慈善统计工作中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但制度建设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仍存在明显短板,限制了其对慈善事业提质增效的支撑价值。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慈善统计制度建设刻不容缓,已成为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中亟需解决的关键议题。
二、慈善统计制度的理论内涵
(一)慈善统计的概念诠释
慈善统计是依托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对慈善事业进行量化分析的专门统计工作。从统计对象范围看,慈善统计有狭义与广义两类。狭义慈善统计,即慈善捐赠统计,是聚焦于货币与非货币形态的慈善捐赠资源的专业统计。广义慈善统计,又称慈善行业统计,旨在全面反映慈善行业整体运行情况,其统计范围包纳主体(如慈善组织与从业人员规模)、资源(如收入结构与资产状况)以及活动(如项目数量与服务人次)等多重维度。尽管广义统计有助于宏观把握慈善事业的全貌,但其体系构建复杂且周期长。作为社会爱心的直接量化体现,慈善捐赠统计是整个慈善统计体系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当前政策制定与公众关注的重点。结合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阶段,将制度建设的着力点置于狭义层面的慈善捐赠统计,更具现实意义与操作可行性。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该层面展开深入探讨。
(二)慈善统计制度内涵架构
作为规范慈善捐赠数据统计的制度设计,慈善统计制度内涵需从制度内容与实施系统两个维度综合诠释。一方面,从制度内容来看,慈善统计制度是规范慈善捐赠信息归集、公开与应用等环节的法定规则体系。追求制度效益最大化是制度构建的基本要求,这意味着慈善统计制度在内容设计上应致力于构建覆盖信息价值全过程的治理体系。从信息生命周期管理角度看,数据管理可划分为存储层、管理层、应用层,遵循着由归集、流转、应用直至价值衰减的完整时间序列。基于此,慈善统计制度将表现为一个规范和调适慈善捐赠信息的归集、公开和应用等多个关键环节的规则体系(见图1左部)。这一制度安排覆盖慈善数据由生成到价值实现的全过程,符合我国数字政府的数据治理逻辑。归集制度是基础环节,规范慈善数据由无到有的收集过程;公开制度旨在保障社会沟通,通过规范数据流通确保公众知情与监督权;应用制度是价值归宿,聚焦数据运用环节,推动其转化为治理效能。
其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本质上是“可见性”的不断生产,其治理效能高低直接取决于对社会运行状态的系统把握能力。慈善统计制度强化了国家治理体系在第三次分配这一关键领域的可见性生产,将党的执政理念转化为客观、可监督的规则体系,确保国家治理能力在慈善领域有效延伸。同时,慈善统计制度还承载着凝聚社会共识、促进慈善文化再生产的治理功能。依托制度化信息规范,其将分散的社会善意和多元力量转化为可统筹、可持续的治理资源,以此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最后,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第三次分配资源的规模性增长,资源分配与使用中的问题日益凸显。慈善统计制度通过规范捐赠数据的归集和分析,确保资源流向与分布清晰可溯,为优化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该制度通过建立科学的信息发布机制,有效缓解慈善行业信息不对称,将慈善行为转化为可验证的数据记录,由此提升行业公信力。强制性公开机制则形成以可见性要求为核心的外部约束,倒逼慈善机构优化内部治理和规范行为。此外,慈善统计制度通过建立覆盖全流程、全要素的数据监测,可及时识别捐赠信息异常、项目执行偏差等状况,量化潜在慈善风险,为风险预警和前瞻干预提供依据。
三、慈善统计制度建设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基础
(一)历史演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推动我国社会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慈善统计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获得重要发展动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顶层设计中提出“治理”理念,慈善事业随之被正式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慈善统计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亦由此启动。同年,中国慈善联合会正式成立,初步构建起一套覆盖多元捐赠接收主体的统计系统。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慈善信息公开与监管要求,2016年实施的慈善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慈善统计与信息公开制度(见图2),均具有里程碑意义。2017年民政部上线“慈善中国”信息平台,推动分散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这些举措虽未形成完整制度体系,但标志着慈善统计已成为国家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以来,慈善事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纳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总体框架。鉴于制度供给短缺和重要性,近两年我国加快推进慈善捐赠统计制度的专门化研制与探索,并鼓励地方先行先试。总体上看,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慈善统计制度正逐步从行政辅助工具向现代化治理载体转变,其建设将从前期的探索试点逐步迈向到系统构建与规范深化。
另一方面,慈善事业稳健和创新的发展,为制度建设创造了现实基础。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进程中,我国慈善事业稳健发展,慈善捐赠活动日益活跃、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两年,我国以慈善款物为主的社会捐赠与志愿服务贡献折现总额持续稳定在年均3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充分体现了社会资源向公益慈善领域转化的能力稳步提升。自慈善法(2016)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和慈善信托备案等工作。截至当前,已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逾1.6万家,累计备案慈善信托合同金额突破百亿大关。与此同时,慈善领域的实践样态持续创新发展。慈善资源供给方式不断拓展,已由个体化慈善与组织慈善(即慈善组织运营),逐步扩展至企业化慈善和向善商业等多元模式。慈善资源形态正由从传统的钱物捐赠延伸至股权、房产、知识产权等新型资产,形成了覆盖有形与无形的多维慈善资源捐赠体系。特别是,互联网募捐等新型捐赠方式迅猛发展,乡村振兴、应急慈善等领域成为慈善资源投放的新兴方向。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庞大的慈善数据流和形态丰富的统计样本,对构建现代慈善统计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并为其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条件。
另一方面,政策供给分散,制度系统性难以达成。在缺乏国家统一立法与标准化数据治理框架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基于慈善事业发展阶段与行政资源差民开展先行探索,初步实现了对慈善资源流动的可见化与可测量。然而,由于纵向规范缺失与横向协调不足,地方实践在统计主体、指标体系、数据口径及计量单位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割裂性。例如,侨商捐赠统计在部分地区由侨联负责,另一些地区则划归统战部门。长远来看,地方试点创新与国家顶层设计滞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了政策供给分散和碎片化问题。地方经验难以有效整合,跨区域的制度壁垒凸显,客观上制约了全国统一慈善统计体系及其制度的构建进程。同时,因缺乏顶层指引,部分地区在统计政策执行中常采取“查漏补缺”式的被动应对,导致政策靶向性与系统性不足。例如,某地年审发现捐赠与商业采购存在捆绑嫌疑后,才临时修补统计规则。此外,慈善统计涉及民政、财政、税收等多部门,职能差导致权责边界、数据标准等关键环节的制度设计存在矛盾,难以有效衔接。尽管慈善法、统计法、企业所得税法等对统计机构设置、数据报送及信息公开等作出原则性规定,但相关条文分散,缺乏系统整合,导致制度合力不足,难以支撑统一高效的慈善统计治理框架。
第二,统计内容结构性失衡突出,价值认定存在覆盖盲区。随着慈善形态日益多元,现行统计内容框架呈现出三重偏差,制约了慈善资源的全貌呈现。一是重财务、轻非财务。慈善统计规则体系过度聚焦捐赠收入、支出、资金流向等可货币化的财务指标,对志愿服务、专业技术、场地支持等非财务性公益贡献缺乏科学的价值衡量,导致大量隐性资源未被有效纳入统计体系。二是重过程、轻成效。统计内容多聚焦于捐赠行为本身,未能有效延伸至资源的实际配置与使用效果层面,对项目实际影响力、受益方满意度及公平性等关键价值成效维度关注不足。三是重传统形态、轻新型资产。当前,股权、知识产权等新型捐赠资产逐渐兴起,但因现行统计规则难以有效识别与估值,导致在全面纳统过程中形成显著的统计盲区。事实上,慈善统计内容疏漏根源在于,慈善领域在于长期沿用以货币计量和行政流程为导向的统计范式,未能有效回应多元主体参与、多形态资源融合的价值共创趋势,使得制度设计呈现价值盲区,难以全面捕捉资源流动与效用。
第三,统计标尺滞后且标准不一,数据客观比测面临难题。随着慈善捐赠的资源形态日趋多元、边界持续扩展,现行统计分类与计量标准明显滞后于实践,标准陈旧且适应性不足。大量新兴捐赠形态,尤其非货币捐赠,缺乏统一、法定的价值认定机制,难以实现有效的统计监测与跨区域比较。各地、各条线多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与管理目标采取差异化计量策略,降低了横向可比性。实践中,捐赠物资种类繁杂,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评估框架与科学的折旧标准,估值主观性强,同类物资在不同地区和项目中价值差异显著。对于服务类捐赠,志愿服务折现标准不统一,存在最低工资法、市场参照法及行业专业法等多种计量方式;法律、心理咨询等专业服务受地区薪酬与资质认定差异的影响,难以形成可比基准。总体上,统计标尺不一极易形成数据孤岛,削弱数据的全国可比性与宏观决策价值,阻碍慈善资源跨区域的优化配置。此外,计量标准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导致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可比性降低,难以支撑慈善事业发展轨迹的长期跟踪与科学评估。
另一方面,协同机制运行面临梗阻,阻碍了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当前,我国慈善统计管理体制的协同机制建设滞后,难以满足慈善事业整体发展的制度需求。在现行体制下,部门职能的专业化分工与地方治理的自主性客观上弱化了跨部门、跨领域的常态化合作,导致慈善统计整体性薄弱,难以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尽管国家政策层面多次强调条块协同,但在操作中仍面临两大困境:一是高位统筹与权威协调机构缺位,尚未建立能够超越部门和地方利益、具有约束力的顶层协调机制;二是强制性的数据共享责任与激励制度薄弱,各部门、各地区普遍存在数据主权思维,主动共享意愿较低。在此背景下,作为主责部门的民政系统虽掌握慈善组织的基础登记信息,但在获取金融、税务、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捐赠流向、税收抵扣、项目执行等关键数据时阻力较大,陷入权力配置与执行能力不匹配的权能困境,形成“小马拉大车”的制度执行窘境。此外,由于部门及地方权责边界模糊、统计协调成本高,分散于各条线的统计职能难以有效整合,在统计标准、数据格式与报送流程等方面缺乏长效、制度化的协作机制,直接影响整体统计效能。实践中,不少跨部门、跨层级的慈善统计协同工作多依赖临时性协商与非正式的线下信息交换,效率低下且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削弱了统计制度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进程迟缓,数据治理效能欠佳。在我国慈善领域,基层单位技术应用不足、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化整体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统计能力现代化进程。尽管现代技术已对统计工作产生革命性影响,但我国慈善统计领域的技术手段仍显滞后、统计产品生产方式较为传统。现代慈善统计制度的核心在于实现对数据的全面、准确与及时采集,然而多数基层单位仍主要依赖纸质报表、实地走访和电话核查等传统方式,数字技术未能有效嵌入统计流程,导致制度目标与技术支撑之间出现功能性脱节。民政系统在部分地区开展了数字化试点,但覆盖范围多限于慈善总会内部数据,大量通过非统一渠道开展的慈善捐赠行为(如企业直接对村镇、社区的捐赠),仍依赖人工记录与汇总。与此同时,慈善统计所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掣肘了数据治理效能的提升。当前,多数地区尚未建成功能完备、可与基层数据系统全面对接的慈善信息管理平台。慈善组织等基层单位的数字化转型滞后,难以为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提供有效支撑。对于资源受限的中小型慈善机构而言,受人才与资金的双重约束,自主构建区块链等技术平台体系更是力不从心。总体上,技术赋能滞后不仅导致慈善统计覆盖面有限、流程效率低下,也影响了数据可见性与可比性,进而阻碍信息共享与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制度创新的有效落地。
另一方面,受制于文化惯习与信任缺失,制度运行面临社会阻滞。一是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从文化路径依赖视角看,慈善文化虽为中华优秀传统的重要构成,但其隐含的某些观念与现代慈善统计制度运行在价值层面存有冲突。“隐名行善”作为传统道德观念,与统计制度所要求的公开性、可追溯存在结构性矛盾,阻碍科学的数据归集。受“熟人伦理”影响,慈善行为遵循亲疏远近与特殊信任原则,个体直捐、亲友互助等非正式渠道捐赠仍普遍,既制约统计效率,又影响慈善资源的全口径观测。同时,儒家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识与臣民心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仍有延续,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众参与制度建设的能动性。“重义轻利”伦理取向强调道德优先性,致使慈善统计被简单归为技术性工具,削弱了其在现代慈善治理中的公共价值。二是信任缺失的显性制约。作为一种信息规制工具,慈善统计制度的有效运转高度依赖于公众对其整体制度架构的信任为基础。当前,我国慈善事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偶发的负面事件不仅引发行业公信力危机,也持续消耗社会信任资本,动摇了统计制度赖以建立的社会认同基础。公众因对统计可信度存疑而降低参与监督意愿,弱化了慈善统计的社会监督功能。部分公众及捐赠方出于对慈善组织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能的担忧,倾向于在信息报送环节回避官方统计渠道。尤其是一些高净值人群和企业捐赠者,因对制度化渠道缺乏信任而选择定向直接捐赠,使其慈善行为脱离统计体系,导致数据遗漏。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统计立法工作应注意把握以下三对关系。一是统筹问题与愿景关系。既要着力破解当前存在的规则缺失的制度瓶颈,更要锚定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前瞻性设计制度框架。二是平衡发展与规范关系。既要通过弹性规则来激发行业活力,如为互联网慈善、社区慈善等新兴领域以及地方实践探索预留创新空间,也要以刚性约束确保统计工作的精准性和公信力。三是协调专项立法与系统融合关系。既要立足慈善事业发展情况与内在规律进行专项立法,又需与财税、社会信用等相关法律体系有效衔接,避免制度冲突并形成政策合力。
在实施层面,技术规范是慈善统计制度有效落地的关键操作工具。其内容应重点涵盖数据元标准、分类编码规则及数据交换共享三方面,通过统一统计口径、实施统一编码、明确跨系统接口标准,保障数据规范一致、可比性与互联互通,提升慈善统计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在研制过程中,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可由国家相关部门委托慈善组织联合会、行业协会商会等机构牵头起草《慈善信息统计工作指引》《慈善资源价值评估指南》等文件,以增强制度实操性,推动形成行业共识与参考框架。
另一方面,健全纵向贯通的慈善统计管理模式。在坚持“部门协同”的同时,我国应推动构建国家、省、市、县(区)四级联动的垂直管理体系,强化分级落实机制,形成上下联动、权责清晰的慈善统计组织体系(见图3右)。具体而言,国家层面负责顶层框架设计与宏观指导,统筹推进全国慈善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省级层面承上启下,结合地方实际细化实施方案,承担政策转化和区域统筹职能。市级层面发挥区域性数据枢纽作用,重点负责数据审核与质量把关。区(县)级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具体承担慈善信息的归集、初审报送和实地核查等基础工作。在系统运行角度看,各层级职能应定位清晰:国家主导顶层设计,省、市两级负责中层协调,区(县)一级关注基层执行与落实。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应将慈善统计工作纳人社会治理现代化总体布局,强化组织保障与资源投入,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确保本级慈善统计职责到位、运行顺畅。
另一方面,加强数字化基础支撑。在数字中国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新兴技术持续重塑慈善统计的工具体系与方法路径,为制度效能提升注入新动力。国家层面应通过资源倾斜、硬件升级与技术赋能,全面提升基层慈善统计的数字化能力,夯实工作基础。特别是,我国需统筹推进中央至地方的多级联动数据平台建设,实现从捐赠信息归集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数据整合与智能分析。与此同时,地方层面可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成果,将慈善统计纳入智慧政务框架,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升慈善统计效率与制度执行效能。实践中,政府部门或基层单位可探索引入区块链技术,从底层架构确保捐赠主体身份标识与行为记录的不可篡改性与可溯源性。此外,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应着力推动慈善统计向社区网格、慈善站点延伸,构建动态响应、全域覆盖的数据网络,打通制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其次,弘扬文化传统,提升制度合法性。公益慈善领域应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提炼并活化运用蕴含仁爱、诚信、义利兼顾等内涵的优秀文化基因,为慈善统计制度实践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合法性支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慈善救济思想便可为我国共同富裕推进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慈善报告发布与表彰活动可灵活运用义利并举、兼济天下等传统文化话语,设立至诚机构、义商典范等荣誉称号,将文化价值评价融入慈善统计制度实践,以增强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和道义合法性。
最后,推动多元协同,拓展社会参与。国家层面应积极引导商业机构将慈善统计工作纳入社会责任和ESG信息披露范畴,支持高校及研究机构开展相关理论创新与政策研究,鼓励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和公益传播作用,逐步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慈善统计治理格局。同时,相关行政部门与慈善组织应持续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健全便捷、多层次的社会监督与意见反馈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全过程参与慈善统计的制度设计、数据核验与成效评估全过程,从而提升制度运行的公众参与水平和治理效能。
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推动所属基金会规范化建设。5月8日,北京市社会服务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党委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流动党员(联合)党支部,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党支部、北京光华之心公益基金会流动党员支部在北京探路者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以评促建、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经验分享活动。所辖基金会领导及党员30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以经验交流、互学互鉴为主要形式,聚焦基金会等级评估指标体系、申报流程、材料归档、内部治理、党建融合等重点环节展开深入研讨。各基金会结合自身实际工作,逐一分享迎评筹备、短板整改、台账规范、制度完善等实操经验,梳理日常运营与评估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现场交流思路、分享方法、答疑解惑。
大家一致认为,等级评估是规范内部治理、提升专业能力、树立公益品牌的重要抓手,要坚持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强,把评估标准融入日常管理全过程,以党建引领健全制度体系、夯实工作基础。
此次分享交流活动搭建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达到了开阔思路、借鉴经验、凝聚共识的良好效果。下一步,各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对标评估标准补齐短板、做强长板,不断提升社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水平,推动党建与公益事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5月15日上午,北京市社会服务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党委组织开展“树立正确政绩观 奋进时代新征程”参观中法大学旧址主题党日活动。联合党委书记赵影,专职副书记王强及所辖基金会党员、主要负责人近60人参加了活动。
全体人员认真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驻足凝视一幅幅承载百年记忆的珍贵历史图片,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深切感悟革命先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初心坚守和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大家参观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主题展区,在沉浸式红色实景教育中回望百年党史、感悟思想伟力、厚植家国情怀。
红色血脉代代赓续,初心使命砥砺前行。党员们纷纷表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和党性洗礼。今后将始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以实干笃行坚守初心使命,以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立足公益基金会行业本职,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为服务社会发展、助力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应有力量。
五一劳动节,春风送暖,草木葱茏,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FLy羽少年秉持公益初心,组织一群可爱的孩子暂别城市的喧嚣与浮躁,走进静谧美好的田园农场,开启了一场兼具劳动教育与公益意义的沉浸式农耕之旅。
孩子们在亲手劳作中感受劳动的价值,在亲近自然中收获别样欢喜,更在心中播下公益与责任的种子,让这个五一假期,多了一份温度、一份沉淀,更多了一份专属的成长印记。
活动现场,农场的泥土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微风拂过,草木沙沙作响,仿佛在欢迎这群远道而来的小客人。小朋友们个个精神抖擞、兴致昂扬,眼神里满是对农耕的好奇与期待。在FLy羽少年老师和农场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孩子们迅速切换身份,化身勤劳的“小小农夫”,正式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农耕体验之旅。
从亲手拿起小巧的锄头,小心翼翼地翻土、松土,感受湿润泥土在指尖的细腻质感;到仔细挑选嫩绿的菜苗,认真聆听栽苗、定植的技巧,学着扶正菜苗、培实泥土,每一个步骤,孩子们都听得专注、做得认真。他们弯腰俯身,神情肃穆又带着几分稚嫩,有的专注地梳理土地,不放过一丝杂草;有的细心地栽种菜苗,生怕碰伤娇嫩的叶片;还有的互相配合、分工协作,你栽苗、我浇水,默契十足。
阳光渐渐升温,汗水悄悄浸湿了孩子们的额角,沾湿了他们的衣角,但这份疲惫丝毫没有削减他们的热情。看着自己亲手栽种的菜苗在田间挺立,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与自豪。在这场亲身劳作中,他们不再是温室里的小宝贝,而是能独当一面的小农夫,更真切地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深刻含义,懂得了每一份收获都离不开默默的付出。
这个五一,FLy羽少年以公益为帆,陪伴孩子们在春光里劳作,在实践中成长,在陪伴中温暖,在奉献中前行。每一滴汗水都闪耀着成长的光芒,每一次劳作都沉淀着珍贵的回忆与责任,这场农耕之旅,终将成为孩子们童年里最温暖、最有意义的印记,让他们在劳动中收获成长,在自然中遇见美好,在公益中传递温暖。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引经据典、古为今用,借古人之智慧,深入阐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与实践路径。这些重要论述,旨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真抓实干的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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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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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社会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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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广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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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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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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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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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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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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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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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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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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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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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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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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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 |
1.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主要面向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以及存在心理行为问题等特殊需求的儿童群体,开展入户走访、家庭教育指导、家庭监护支持、监护能力评估和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家庭关系调适和调查评估、监护干预、精准关爱服务等个性化服务;重点面向精神残疾儿童及其家庭(如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早期筛查与诊断、康复训练与干预、社会融合活动以及心理疏导、托养照料等服务;同时组织开展社会融入活动与援助帮扶,以促进困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融入。 2.老年人服务,主要面向特困供养老年人及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困难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精神慰藉、助餐助医助浴助洁助行助急和社会参与等服务。重点面向患精神类疾病的老人提供认知功能筛查与评估、康复训练与干预、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等服务。 3.精神卫生困境家庭服务,主要面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未成年人子女家庭,以提升家庭整体能力为目标,基于社区康复的家庭教育指导、监护能力提升、耻感消除、预防性干预等精神障碍康复服务。 4.服务类社会救助,主要是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困难群体,针对性地提供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更好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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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社会组织服务民政民生示范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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